2015年,我因着工作的缘故,为文于天担任了两次诗会的主持。二月在台北书展举办的首次诗会,名叫「想像的家族」,所诵读的诗以家族为主题,也不乏宏大想像的作品如〈境外之诗〉、〈世纪末之光〉等[1]。当中刻划父子之间相顾无言的〈熬〉尤其亮眼,他当时便和我提到,打算从〈熬〉发展出另一首书写母亲的续作,命名为〈煎〉。半年之后,他交出了〈熬〉的姊妹作,而第二次诗会叫「别人的星球.自己的山丘」,也就是取自〈煎〉的句子。〈煎〉和〈熬〉分别写他的双亲,「煎熬」似乎暗示了家庭关係并不融洽;但细读之后,却发现并非如此──他所着眼的,并不是痛苦,而是时间──家人之间互相摊分接续的,漫长的日常生活,日日如是,如母亲的煎鱼熬粥,如父亲的慢煮之药。〈煎〉写成后不久,我又读到了另一首续作〈家宴〉,家人围坐在一张丰盛的饭桌前,一起默然不语;而两首前作、以及其他家族诗中一再思考的问题,到了〈家宴〉,亦得到有力的总结,至此家族已然发展成文于天重要的创作母题,而本篇将集中讨论这「餐桌三部曲」──即〈熬〉、〈煎〉和〈家宴〉[2]。

共对的餐桌,隔绝的房间

三首诗都围绕「餐桌」此一重要意象铺展。餐桌不只是家具,更是一个仪式进行的场所,通常谈到餐桌,所强调的是家人一起吃饭的「共同经验」,在文于天的诗中,餐桌却把自我和家人拉开了一个矛盾的距离,形成一个特有的心理空间,和外在空间分隔开来。诗的开首不只一次以这种空间的区隔引入:在〈熬〉里的开首,满屋是父亲煮粥的气味时(「父亲调了火,熬粥/满屋子的氤氲」),儿子关心的却是外面的天气(「早上凉风透过看不见的缝/擦过脚丫,未乾的衣服/一件一件在吹风」);〈煎〉的开首,儿子注视屋顶,苦于屋外的炎热(「对于屋顶上炙热的天空/我可以说些甚幺/雨的声音不能从那裏/透进来,炎阳饮着/午后沉默的枯井/一些夏天的事」)而和激烈的气氛相对,屋内是侷促缓慢、令人气闷的(「抽油烟机委婉地抽着/一些寂寞的差距/却总吞吞吐吐」);〈家宴〉的开首,则直截了当将家人定格在「孤独的建筑」里,凉风嗖嗖的窗却开在「遥远的地方」。

而饭桌之所以带来特殊的空间感,正是因为围坐成为了一种家人之间的共识。同桌吃饭本应是亲密的,但诗人却表现出难以撇除的疏离,往往在写到相聚的句子时从中抽身,用旁观的角度来书写彼此的关係。〈熬〉:

许多时候,忆旧成了符号
年岁的篇目缝稳我们之间两个
慢慢背离的形影
无从理解,这些年来
许多事熬磨得过于糜烂
抑或是谁稍稍地
搬走了围坐的桌子?
对话无多,时间辽阔
我们粥粥饭饭,藉着用餐
仅是一种参差的围拢
终会像背影一样崎岖不整
看不见彼此的项背

头三行点出了父子之间一种微妙的关係:儿子已是独立的个体,不再像以往必须依靠父亲,但却因为长大而性格变得愈来愈相像。而这种亲密的遗传,令父子关係陷于泥沼中,面对总是沉默的父亲,儿子却已长成另一个同样沉默的男人。于是,一起吃饭却是「对话无多」,用餐「仅是一种参差的围拢」,是徒具形式的聚会。父子之间并非不和,而是落入了「无法理解」的尴尬中,成为诗人内心的郁结,一再在诗中追问而希望得到解答。

父子之间亲密的遗传代表甚幺?是能够相通、互相理解的两个灵魂,还注定难逃互相误解的命运?紧接上面的段落,诗人便开始思考残存在身内的轨迹,血缘像钉子一样暴力而牢固,把父与子的人生綑绑一起,而当中母亲没有如此强烈的张力,而仅是「一个隐喻」(「母亲的隐喻在我们之间巡弋:/你们终将要发现/一根最称职的钉子/也会在某一天弯掉在墙内。」)钉子的意象,发展出房间的意象群,生鏽的钉子无力地勾住关係的两端,是父与子各自的、想像的房间,隔着无言的墙壁。诗人以抽离的笔调「观看」同坐的父亲,各自修行,彷彿与自己无关:

我看他独自吃完粥
房间内,他算着马匹的速率
写了彩票,划掉了又涂满
一种对数字的幻想
拼凑着某种不可预知的好心情
近乎不能搆得着
给我们许诺过的新房子
无法承担却总如此轻描淡写;
我又再看他,竟觉得他脸上
已皱如橘子皮

诗人隔着门「观看」父亲的日常生活,我以为这「门」未尝不可看作诗人内心的投射。儿子无法理解父亲对赌博的执迷,反在被他的兴致所隔绝,独自被忧伤围困,父亲「对数字的幻想」和「好心情」在他看来不过是联想起成长中一个落空的希望。父子各自选择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,诗人无可奈何地跳过理解,下了一个「本该如此」的结论──「我知道是这样,彼此竟已习惯沉默/和无来由的对峙」,唯有用「带着遥远的眼神」观看父亲来代替交谈。诗人发现保持静默的习惯也正在影响他自己,「其实正在变成一间牢不可破的房间/一团顽固的污垢、一个孩子」,是一种隔绝,刷淡彼此的关係,「便只是观望四周的各种变形/变成一锅冷粥/变成一张餐桌」。

一脉相承,「命该如此」

「本该如此」的结论,在三年后写的〈家宴〉里,成了「命该如此」。〈家宴〉不只写父亲与自己,文于天将血缘的网张开,围坐饭桌的沉默男子,还有祖父和诗人的弟弟,这些男子一再继承父辈的无言,再把它传给下一代。

但父亲,早已是一个
永远无法明白的意象
第二次,被我放在单调的行距上
生活缩成一桌无法统治的饭菜

如果说〈熬〉是惑,则〈家宴〉是悟,然而却不无怨怼。〈家宴〉中的判断句式非常多,和〈熬〉的问题遥遥呼应,诗人也意识到自己一再重写,自我解答得颇为着意,似乎想以〈家宴〉和长久的郁结「做个了断」。

父亲在〈家宴〉中提到自己的父亲,而诗人从未见过祖父,祖父的形象仅在父亲的记忆中。这个抽象的祖父,曾在〈家的形状〉写过,在〈家宴〉中得到延续,并写得相当精彩:

此间,又回到村镇
往复于无字的时间,几十年
孩子长成了最长的沉默
沉默伴随着一个消失的胃
祖父们年轻的幽灵
终于绕过最长的苍白
让我看见一部
抽象的家族史
一代人和另一代的人
都是文盲的后代
零零落落,在没有旁白的故事裏落脚。
而我穿过旧屋遇见门槛上
年幼忧悒的父亲

──〈家的形状〉

父亲早已忘记
曾经一再提起我努力想像的祖父
年轻的祖父坐在席间
搛菜,抹烟斗,吮鱼骨。
我想像他是一位穿官服的清朝人
有长鞭子,但他不是。想像他有和父亲一样
多愁的侧面,但他没有,他便如此坐着
说很多陌生的语言,在饭桌上,
举箸,敲烟斗,完成一场
家史的教育

──〈家宴〉

题材的延续一如命运的延续。年轻的祖父是眼前父亲的镜像,「自己-父亲」、「祖父-父亲」的关係,在诗人心中其实没有差别,有着同样命运的还有「祖父们」和「弟弟们」。这种沉默的遗传就是普遍的,「一场家史的教育」:每个男人都注定有个保守的父亲,也总是无法理解儿子的心意,而他们之间永远沉默,没有解释。

在偏僻的乡村,他的父亲以父权消灭了
后代成长的焦虑,在同样的餐桌上
他一直在营运一场父权的盛宴
将我和弟弟们放在
焦虑的位置思考。是的,我们隔着
一张桌子用餐,穿过了厅堂
又回到厅堂,用了几十年才长成
一些他所不能理解的子嗣
他的糖尿病、曲张的静脉、
身体内孤独的风暴,被他翻译成
命该如此,我常常被翻译成忤逆及负心、
遥远或者充满错误。

悲观的诗人和他的弟弟们,正在成长中逼近各自的宿命;而父亲则追赶那想像中的祖辈,将儿子翻译成不能理解的异己。但诗人却是充满不甘的,在被误解之后以长长的诗句作辩护。诗人向父亲剖白,也是向自己剖白,他深明互相的期望和失望,始终无法迎合对方的想法:

我仍然不能算是一个务实的人
一直不符合你的意愿。我们坐在一起
在各自的旅程中飞翔,我久已怯于向你证明
哀愁的伤害,在艰难的语言中
找到数之不尽的弱点、怯懦。

〈家宴〉的结尾,诗人知道打破行有经年的相处方式是「禁地」,是无可撼动的。使得这些疏离的男人们始终围坐一起的母亲,是几首诗中唯一的女人。诗人最后鉅细无遗地细述母亲準备家宴,宰鱼杀鸡,将动物变成食物的过程,其实类近于创作的过程。母亲的手艺,不是沉默的教育,没有父亲的权力,而是来自自然的善感,是「一门艺术和美学」。

〈煎〉和别的几首诗不同,有着柔软的面貌。诗人的成长不断受母亲的观念所影响,母亲没有童话,只有古老的食忌和传说,她令年幼的诗人惊惧,同时容纳了想像。而〈煎〉说的并不是母亲。诗中各样的游鱼进进出出,命中注定成为桌上佳餚,受制于母亲们代代相传的食忌和厨艺,必须为着别人儿子的虚寒而死。「和屋顶研讨」的是家以外,水以外,在其他高楼以外的别样可能性。屋顶下的人思考的不过是「早已终止的未来」,但海洋生物亦有可能从马桶逃逸,从自己的命运中「误渡」。〈煎〉所写的是自由,写作便是既定人生的「离题」方法。是以诗人的幻影出现在玻璃外面、鱼缸外面的「异乡」,想像的世界之中,成为一条不需死在餐桌上的鱼:

玻璃外面映照出一个紧缩的幼年
与我遥遥对望,那裏
断流的溪河沉积成一段山丘
金鱼游过玻璃外面这座城市
重複而平坦的风景
后来金鱼通过抽水马桶
抵达城市幽暗的山丘时我并不知道
自己曾否也如此路过
别人的星球,游过一些山丘

儘管〈家宴〉的结尾,写作到底是通往语言的禁地,无可逃逸;但宰鸡杀鱼的过程仍形容得像艺术的创造,「当母亲把刀子放入家禽的咽喉/割出不连贯的声音,再放入/鱼腹的城府,彷彿那裏是个广阔的城市」,那个举刀的母亲其实就是以写作之刀刺入成长困境的自己,「围炉夜裏,通过许多老旧的食忌/快速飞过语言的嵌缝、禁地/我们依然被禁止,依然享受这一场/味道散失的旅程」写诗固然是不被父亲所理解的方式,但到底还是诗人打破沉默的方式。

* 原文刊于《阡陌》第12期(2016年10-11月),承蒙作者授权转载。

注译:

[1] 笔者曾撰文细读这两首诗作,并以之为家族史的延伸,此处不赘。可参看〈向内飞的野禽──读文于天《狼狈》〉一文,载《字花》53期(香港:水煮鱼文化,2015年1月)。

[2] 〈熬〉见文于天:《狼狈》(香港:麦穗,2014年);〈煎〉载《字花》56期(2015年7月);〈家宴〉载《大头菜文艺月刊》第6期(香港:学生文艺,2016年2月)。